8月10日，英国著名综合性新闻评论刊物《经济学人》发表题为《拜登的中国战略未起作用》的署名文章，对美国政府实施的对华限制措施及其成效进行了分析。本文从评论中提取了部分观点，供读者参考。

新投资限制是美国经济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

文章分析认为，不久前，拜登签发行政令，禁止美国投资中国敏感技术领域，并要求美国有关部门收集、通报中美之间其他技术领域的投资情况。行政令严格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并要求美国投资者向美国财政部通报相关投资情况。文章评论认为，该行政令的颁布是美国经济政策发生剧变的标志性事件，也意味着美国与中国竞争进入新阶段。

效率低下、成本高昂，但有利美国国家安全

几十年来，作为全球化的倡导者，美国一直在推动贸易和资本层面的全球化进程，全球化使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使消费成本普遍降低，美国也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的快速崛起，使美国及其西方盟友感到了安全威胁。美西方认为，效率之外，还需关注其他目标。如，通过限制可用于增强军事实力的尖端技术来保护其国家安全；建立替代供应链以减少中国的影响力并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等。

美国针对中国，设置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如提高关税，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新规及投资审查制度等。一些措施虽然是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发起的（如针对301调查的关税措施），但这些措施在拜登执政时期被延续执行至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前往印度和越南进行游说，宣传美国的“友岸外包”政策，并向美国公司发出明确信号“远离中国”。该战略号召公司把供应链从中国迁至对美国更友好的国家和地区。

尽管美国实施了一系列“去风险”措施，且深知这样做会以牺牲效率作为代价，但美国更希望向全球供应链企业传递一个重要信息：虽然成本高昂，但敏感领域供应链应与中国剥离是值得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强美国的国家安全。

“去风险”与“假脱钩”

《经济学人》分析认为，美国的新对华政策是美国的“新思维”，但其执行后果是“既没有带来供应链的复原力，也没有带来安全”。新政执行中，全球供应链在适应美国新规后，反而加剧了全球供应链的混乱和不透明。细心的人会发现，美国对中国关键投入的依赖性仍然存在。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某些关键领域，美国依然依赖中国，且新政产生了反作用，其执行结果是促使美国的盟友与中国走得更近，而非美国期待的“剥离”。

从表面数据乍看，美国新政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美之间的贸易与投资都出现了强缩。2018年，美国从“低成本”亚洲国家进口的商品中，有66%来自中国，至2022年，该数据降至51%。美国将部分本土需求订单转给了印度、墨西哥和东南亚等国。

中美之间的投资也发生了变化。2016年，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高达480亿美元；2022年，对美投资已骤降至31亿美元，而当年，美国对印度、越南的投资规模已超过中国。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首次未能入列美国前三大投资对象国。

数据真能反映实际情况吗？！不尽然！《经济学人》认为，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依然完好无损”。美国可能会将来自中国的需求订单转给其他国家，而接受美国订单的这些国家又会将生产转给中国。接受订单的国家，其生产体系其实更加依赖中国。例如，东南亚承接了大量美国出口订单，而同期，东南亚各国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也出现了激增。再如，墨西哥，就是受益于美国的“去风险”政策，但中国对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出口在过去五年翻了一番。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成果显示，先进制造业领域是美国“最热衷于将其从中国转移出去的领域”，但恰恰是这个领域，对美投资和贸易最多的国家也是与中国产业联系最紧密的国家。这样的“转移”，只会使全球供应链变得更加复杂，贸易变得更加昂贵。但中国的主导地位并未减弱。

更有甚者，有些贸易的第三国，只是将中国商品重新包装了一下，就运往了美国。2022年底，美国商务部发现，总部位于东南亚的四家太阳能供应商，只对中国进口产品进行了微小加工，之后又出口到美国，以规避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反倾销税。在稀土等其他领域，中国的贸易地位更是难以替代。

市场机制是一个良性机制，可以使消费方找到成本最优的供应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和高效的物流体系，使中国成为全球最便宜的供应商。即使美国的新政可以强行改变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但美国无法强行改变全球供应链，更不能使全球供应链摆脱中国的影响。

近期，有美国智库分析认为，未来“瓜分中国制造”的战略布局是：将中国的纺织业转到孟加拉，将一般设备制造转到墨西哥、印度，将加工环节转到越南，将电子产业转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据统计，过去五年间，美越双边贸易出现激增，已从2018年的600亿美元增至2022年的约1400亿美元。

但要把中国从全球供应链中“剥离”，并非易事！近年来，在美国的进口总额中，自中国进口的份额已出现明显下降，而从其他亚洲国家进口的份额出现了明显扩大。这其中的许多替代性贸易伙伴，比如越南或韩国，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盟重点监测的97类产品中，有69类产品自中国进口明显增加，且以电子产品居多。2023年1~6月，中国对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越南的上述产品出口达490亿美元，比2018年增长了80%。

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领域，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中国对东南亚主要国家的投资规模已超过美国。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中国的份额也有所增加。据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协会发布的报告称，2022年，墨西哥40%的近岸外包投资来自从中国对墨西哥投资设立的工厂。2022年，中国出口至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已高达3亿美元，是2018年的两倍多。

在脱碳的问题上，拜登政府面临两难问题。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拜登政府无法实施“一刀切”的政策，因为无论怎样，美国企业都不可能完全“避开”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产品。美国也无法精准识别相关技术，以使自身和其盟友“剥离”与中国的联系。

可见，中美之间的“脱钩”很大程度上是数据上看似两国渐行渐远，而实际上都是假象，表面数据掩盖了真实的存在！

《经济学人》分析认为，更糟糕的情况是，从美国的角度看，其新政和政府的一系列做法，不仅没有实现“脱钩”，反而加深了中国与美国第三方出口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而新政实际执行的效果是，使第三方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对立起来，这些美国的第三方出口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更加紧密了。2020年11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中间品贸易创造了有利的单一市场发展机会。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接受中国的投资和中间品贸易，并将制成品出口给美国，将带动当地就业，并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起来。美国之所以不支持类似的多边贸易协议的原因也是出于对这些国家“不可靠”的担忧，美国认为，如果要求这些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这些国家可能未必会站在“山姆大叔”一边。

“小院高墙”的“去风险”策略实际是注入了新的风险

近两年，美国提出要用“小院高墙”精确防范中国。但事实是，美国并未充分分析关税和实施出口限制的利弊得失，美国面临的问题是：每次安全恐慌都会使“院子”的范围变得更大，护栏变得更高，而越是这样，越会给美国自身带来更大的风险。到目前为止，“小院高墙”给美国带来的有利之处都是虚幻的，而弊端却是显而易见的，即管理成本、企业合规成本远比预期的要高很多，甚至会让人质疑，是否有必要实施这些限制措施。

结 论

在美国针对中国的轮番政策下，美国表面上与中国的贸易锐减，实际上美国与其他国家重新构建新的供应链联系时，依然离不开中国。美国对中国的直接和间接依赖并未改变。

目前看，中美大部分脱钩都是虚假的。拜登的政策正在起反作用，其新政加深了中国与其他出口国的经济联系，并推动中国同美国的“盟友”建立更牢固的贸易、投资、金融联系。

对美国的盟友而言，美国的最终品需求往往促进了中国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贸易和投资。亚洲、墨西哥和欧洲部分地区的生产，不仅没有如美国所愿，与中国脱钩，反而促使这些国家更加依赖自中国的进口和投资。如果让这些美国的“盟友”被迫选择美国，即如果真要与中国脱钩，那么这些“盟友”的出口商将面临巨大损失，届时出口商的选择会使美国产生更强烈的“不可靠”的担忧：出口商们不会站在山姆大叔一边！

（文：机工智库研究员/樊立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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